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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钩沉】范长江与《解放日报》创刊(中)

2019/9/22 22:36:04

【钩沉】范长江与《解放日报》创刊(中)


为人民办报


 

创刊初期,报纸遇到了严峻的考验。创刊时10多万份的发行量,10日内逐日下跌至不足8万,引起了华东局的关注。

 

打开创刊以来的一份份解放日报,每天两大张八个版,其中四个版是《文献》,刊登的大都是老解放区公布过的各项党的政策;国际国内新闻采用的基本都是新华社稿。

 

“报纸每期刊登大量历史文献,似倾盆大雨,群众消化不了啊!”范长江对大家说:对上海的现实,特别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,我们注意不够,抓得不紧,群众怎么会满意呢?

 

他特别指出,我们的报纸是人民的报纸,不是少数人的报纸,不是单靠社长、编辑办得好的。因此,我们报纸的一切工作,应根据工作中的特性,发动广大人民参加,要大家来办,而不是孤立地关起门来办。

 

他提出了新闻事业的群众性,并认为概而言之主要有三,即:基础在群众,前途在群众;考虑群众的需要;大家办报、大家用报。

 

1949年5月—10月,范长江在担任《解放日报》社长兼总编辑期间接见外宾。  范苏苏 供图

 

为了提高报纸的内容质量,范长江在总编辑室设了4个“秘书”,2人一组,24小时日夜轮班,协助他选稿、改稿、组版和审看由他签发大样后的第一张印报。范长江尤其重视审改本报记者稿件。他认为,本报记者写的有特色的新闻通讯稿,可为党报增光,能够让更多读者热爱我们的党。因此,对于本报记者写的好稿他总是不吝版面,开专栏署上记者大名,有的还要加上编者按配发评论。他说:这样才能培养出我们党的优秀记者,扩大党报的影响。

 

《解放日报》对宣传内容也迅速作出调整,明确要求贴近上海实际、贴近现实问题、贴近群众生活进行报道。

 

1949年7月30日拍摄的在证券大楼巨钞案中抓获的嫌犯。  解放日报资料图片

 

当时,上海银元投机情况严重,银元贩子手拿“袁大头”大街小巷地沿街叫卖,甚至扬言:“上海是个大染缸,共产党红的进来,白的出去。”他们扰乱金融市场,破坏社会安宁。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上海市民,对此非常愤慨,纷纷提出控诉。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决定采取断然行动。范长江亲自指挥这场行动的新闻报道,派出新老记者、通讯员一起深入现场采访。6月上旬,《解放日报》连续以头版头条:“严格取缔银元市场——稳定物价,安定民生”、“全市人民愤怒万分,银元投机不能再忍”等,为政府采取行动进行充分的舆论准备。在军管会决定查封操纵投机命脉的证券大楼的当晚,范长江匆匆来到编辑部,首先向有关领导传达陈毅市长这一果断决定,然后又向采访部负责同志详尽交待当晚行动的具体部署,强调在行动之前绝对保密,同时选派跑财经的记者立即随军管会前往采访,其他记者配合行动,收集社会反映。当年,参与这一行动组织报道的刘时平曾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:“我们群情振奋,像‘夜袭’一样,一个个全副武装,摸黑登上证券大楼一层又一层楼梯,一直战斗到黎明归来。”当天的《解放日报》刊出一条“投机奸徒大批落网”的特大字号独家新闻。市民万众欢腾,物价迅速稳定。参加采访的记者如同从战场凯旋,范长江高兴地祝贺大家首战告捷,陈毅市长也在记者招待会上给予充分肯定与表扬。

 

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。解放初期全市约有工厂一万二千多家,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二分之一;商店六万多家,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左右。党中央对上海如何发展生产,如何正确执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特别关心。《解放日报》根据党的指示,热情报道了工商界人士各种积极的活动和私营企业发展生产的办法。在报道国营企业恢复生产的同时,也报道了荣氏家族纺织集团的申新各厂,刘氏家族的面粉、码头等各种实业,以及郭氏家族永安公司的复业消息。对于少数资本家迫害工人的严重事件,报道上则进行揭发批评,以促使资本家端正态度,与工人团结一致,共渡难关。

 

1949年7月10日,首批700吨东北大豆由天津运抵上海麦根路火车站。  解放日报资料图片

 

1949年8月30日,福新面粉厂工人正在扛运“八一”通粉。   解放日报资料图片

 

1949年7月30日,上海工人正在福佑路一带改装木炭汽车。   解放日报资料图片

 

上海刚解放时,大米仅够市民吃半个月,煤炭仅够烧七天,一万多家工厂仅有30%左右开工,市民生活濒于饥饿边缘。上海市委同囤积居奇、牟取暴利的不法奸商先后进行了“大米大战”、“煤炭大战”、“纱布大战”等,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《粉碎敌人封锁,为建设新上海而奋斗》的社论,向市民传达了党的重大决定。它提出了粉碎敌人的轰炸封锁,建设健全繁荣的新上海的六大任务。

 

那段日子,《解放日报》编辑部充满朝气,从解放区来的同志,日以继夜、夜以继日地工作:睡在大楼宿舍或办公室地板上,吃在五楼食堂,上午10点钟左右就坐上办公桌,翌日清晨五六点钟大样付印,七八点钟出报。

 

这一时期,《解放日报》的发行量出现了直线上升趋势,7月31日,发行量升至14.8万多份。

 


过家门而不入


 

对于范长江,脚下的这块土地并不陌生,身处的这个城市有他心底最思念的亲人。正如2004年,范长江夫人沈谱获悉国内首座范长江纪念铜像将在上海落成时所说:“范长江与上海有很深的渊缘”。

 

1937年2月9日,为了寻求西安事变真相,范长江历经艰险到达延安,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他是第一个到延安的国统区记者,当天晚上,当时的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出来了,毛泽东、朱德、张闻天、刘伯承,还有一些著名人士,如丁玲等,加起来有10多个人。大家不拘形式地围着火炉谈话。“火炉谈话”结束后,毛泽东邀请范长江到自己住的窑洞。窑洞内,油灯旁,毛泽东与范长江的谈话通宵达旦。

 

1937年7月出版的《塞上行》封面。

 

1937年出版的《民国丛书》第三编中《中国的西北角》第七版封面。

 

天快亮了,范长江向毛泽东提出了想留在延安的想法。他说,我已经来了延安,就不走了,跟你们在一起共同战斗,写两本关于延安的书。但毛泽东说不行,希望他能够立即返回上海,回到大公报,把共产党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向全国人民尽快地宣传。范长江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,稍微休息一下,就离开了延安。

 

1937年3月29日,毛泽东给范长江的亲笔信。 范苏苏 供图

 

2月10日,正值农历春节期间,范长江告别延安返回西安,又由西安飞往上海。14日晚,到达上海,他从机场直奔《大公报》编辑部,连夜疾书《动荡中之西北大局》一文。范长江的这篇揭露“西安事变”真相、透露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著名文章就是于1937年2月15日,在上海、在《大公报》发表的。3月29日,毛泽东从延安给范长江写信,信中说:“你的文章,我们都看到了,深致谢意。”

 

1937年11月4日,在周恩来亲自关心下,范长江与杨潮、夏衍、碧泉、恽逸群、邵宗汉、朱明等一起商量,决定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团体,并商定这个团体的名字为“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”(简称“青记”)。

 

抗日战争时期的范长江。 范苏苏 供图

 

淞沪抗战70万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作殊死抵抗整整三个月。11月,形势急转直下,1937年11月8日,中国军队全线撤退。当晚,在隆隆的炮声中,范长江等15位青年记者,在位于上海山西路上的南京饭店宣告成立了“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”。从此,中国新闻记者有组织地奔赴全民族抗战最前线,成为一支不拿枪的军队。

 

山西路、南京饭店,距离汉口路309号仅一街之遥,坐在办公室的范长江甚至可以感受到这种近在咫尺的召唤,但他日复一日,始终被接管工作和创刊工作占得满满的。

 

原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庄重曾亲眼目睹范长江在《解放日报》的工作情形:

 

那时候,范长江定下一个制度:每天晚上九十点钟在解放日报社开一次“飞行集会”,他指定我去参加。“飞行集会”由范长江主持……“飞行集会”开完,我都要在总编室逗留片刻,了解有哪些重要新闻可以及时发给延安新华总社。……有几次,范长江听到楼外敲梆子挑担子卖夜宵的叫卖声,连忙掏出几毛钱,对值班的工友说:“我没吃晚饭,请你给我买一碗阳春面。”他吃了面条,就坐到靠边放的一条一尺多宽、五尺多长的大木凳上,对刘时平(总编室主任)说:“我要躺一会儿,解解乏。”他随手拿些旧报纸当枕头,躺下像醉汉一样,很快就发出鼾声。我目睹这情景,一阵心酸:长江啊长江,你太辛苦了……

 

1946年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工作时,范长江(左二)随周恩来(左一)举行记者招待会。 范苏苏 供图

 

然而再忙,范长江心底藏着的那份牵挂却是与日俱增。三年前,儿子苏苏在苏北解放区出生,而范长江却在孩子出生前10天调到南京工作。后因内战开始,范长江夫人沈谱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随军转移。由于带着孩子行军很不方便,党组织安排沈谱带着孩子经上海,准备转道去南京与范长江团聚。作为南京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,范长江此时正跟随周恩来参加国共谈判。然而,当沈谱赶到上海时,国共谈判已告破裂。国民党当局不顾中国共产党、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,召开一党国大,关闭了国共和谈之门。周恩来在梅园新村17号召开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后,中共代表团随即撤回延安。在上海,父亲沈钧儒的家里,沈谱看到了父亲从镜框背后取出的一张范长江的亲笔留言字条:“很不巧,谈判破裂,我回延安了,不能等你了。”于是,沈谱带着孩子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。后来,国民党获悉了沈谱行踪并准备抓捕,于1947年3月,党组织及时将沈谱转移至香港,为了行动方便,将儿子范苏苏留在了上海,沈谦夫妇冒着危险予以精心抚养。

 

1946年在南京梅园新村,邓颖超与廖承志(右一)、范长江(右二)、曾宪植(右四)、经普椿(右五)合影。 范苏苏 供图

 

愚园路与汉口路,车程最多只有20分钟。范长江不止一次地想挤出时间去看看已经三岁的儿子,哪怕就见上一眼也好啊!6月3日,《解放日报》创刊一周后,范长江终于抽出身来前往愚园新村……这是他第一次去看望儿子。在沈谦1949年六七月间写给沈谱的信中,记录了范长江与儿子见面的一些情景:

 

“小妹,别后还未正式通信,现在解放后可以畅通矣。长江妹夫共来三次,看见苏苏,极其快乐欢喜。苏苏头一次有些生疏,后来两次亲热之至,不许妹丈回去,爸爸爸爸要好快乐……”